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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来偷来的艺术生涯的艺术生涯只能从零开始?

来源:本报讯 发布时间:2021-04-08

  毕加索说:“好艺术家抄,大艺术家偷。”
  所谓偷,是妙手空空,从别人的作品中抓取最高妙的部分,变成自己的东西。拿毕加索举个例子,毕加索在喀麦隆面具的极端抽象中加入高更的大溪地女子风情,以塞尚的大浴女题材为载体,画出了《阿维尼翁的少女》。他从好友勃拉克的画里相继析出立体主义和拼贴画的创作方法,受害者心里苦又没法找茬,只能对毕加索严防死守。
  剽窃这件事,中西都有。但是西方社会对此事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,可能有法律未覆盖的不管地带,但是对于剽窃的行为本身不存在认知上的灰色地带。一旦被抓住,剽窃者如果不想改名换姓还要混下去,除了立即检讨道歉外没有别的出路。

剽窃完全能毁掉一个艺术家的名望
  一般来说,剽窃造假的事被曝光后无非三个后果:身败名裂、法律诉讼和金钱赔偿。
  在欧洲,剽窃完全能毁掉一个艺术家的名望,想继续从事这个行业,就只能从零开始。2012年,英国诺福克郡冉冉升起一颗艺术新星:拉仕迪·巴勒特。这个年轻人灵感如泉涌,不断创作出清新别致的插画作品,在网上广为流传,还被邀请在美国弗吉尼亚当代艺术博物馆开了个展。就在他的第三个个展期间,有人指出,他的一幅画和巴西艺术家马修·洛佩兹·卡斯特罗的插画如出一辙。画廊的策展人索马斯得知此事后,震惊之余赶紧去查巴勒特的其他作品。这一查不要紧,巴勒特展出过、卖掉的作品基本来自六位艺术家,或原封不动,或做了些微小改动。
  “偷来的艺术生涯”这个标签就此被贴在了巴勒特身上。尽管他后来通过公开道歉,迅速给抄袭丑闻画上了句号,但他基本只能回去干老本行DJ,虽然还画一些画,却不再自称艺术家了。

独立小设计师沦为大品牌的免费创意库
  视觉剽窃的重灾区是绘画、设计、手工网络社群平台,比如Art Station、Deviant Art、Esty,本来是同行分享最新创作、也出售作品的文创社区,近年来却频频遭遇大公司和知名品牌的黑手。
  住在英格兰南部的凯特·伍吉是Deviant Art上的红人。2010年,她还在美院读书,以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为灵感,画了一幅爱丽丝在镜中把玫瑰涂红的插画,发表在博客上,收获了无数赞美,至少有九个人把这幅画原样纹到了自己的皮肤上。迪士尼也看上了它,把它用在周边产品——化妆包和T恤上,但没有通知凯特,也没有给她一分钱。凯特联系迪士尼的邮件也石沉大海。毕竟,迪士尼认为它自己才是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影像作品版权的拥有者。
  住在洛杉矶的时装设计师周二·巴森以出售她亲手制作的萌系小徽章、胸针和服装为生。2016年初,她接二连三地收到粉丝们的报告:时装连锁品牌Zara用了你的设计!粉丝们很关心到底Zara有没有取得巴森的授权。
  当然没有!一年内,巴森发现Zara盗用了她多款设计,直到她亲眼看见自己的一款胸针设计原封不动地出现在Zara商店里,巴森决定要采取行动。她找律师写了一封信给Zara,希望它终止侵权行为。Zara拒绝了,因为在美国,时装类设计并不自动受知识产权法保护。
  40年前,美国制定相关法律时
  还把美国时装业视为制造
  业,而不是创意产业,这也导致时装、时尚设计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。要想保护一款设计,需单独申请“外观保护”,昂贵又耗时,也只有大公司的经典产品有这个待遇,比如“爱马仕”给它的“铂金包”就申请了外观保护。这样,独立小设计师们就沦为大公司和大品牌们的免费创意库,随取随用。快销时装品牌比如Old Nav、Zara,为了飞速把一拨拨的新品推向市场,在设计里“借鉴”的规模也很惊人,而这些都完全合法。

此剽窃非彼“挪用”也
  在叶永青剽窃希尔万作品事件中,台湾策展人陆蓉之说过这是“挪用”,“挪用”是不需要和原作者打招呼的。其实呢,这话说得透着没学问。
  “挪用(appropriation)”这个词源出文化研究领域。美国哲学家詹姆斯·杨对“文化挪用”研究最深入,他用这个词来形容文化被外人借用的情形,比如美国人借用土著印第安人的装饰和文化元素,这可能对文化的所有者形成冒犯,但是未必造成损害。
  在流行文化研究领域也常用到“挪用”这个词,亨利·詹金斯用这个概念来形容流行文化的粉丝“盗用”大众媒体上的文本来创造他们的亚文化文本——同人杂志、同人故事、同人视频等等。这里的“挪用”是一种没有商业属性的社群行为,大众媒体和粉丝群体又是互生的关系,衍生产品是多多益善啊,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
  在艺术领域,“挪用”的行为早就出现,梵·高用油画复刻了许多日本浮世绘,中国画家从明清开始以临摹为学习甚至创作的手段。有意识地去“挪用”的第一人要算马赛·杜尚,他盗用《蒙娜丽莎》再加两撇小胡子。不过,就算拿现在的标准来衡量,杜尚的“挪用”让作品产生了新的意义和精神指向——反艺术、反审美,这个新作品仍是能够成立的。
  20世纪70年代,一些美国艺术家正式把“挪用”发展成了一个观念艺术的门类——“挪用”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他们的作品。1981年,雪莉·乐文翻拍了摄影大师沃克·伊文思的著名作品《阿拉巴马佃农之妻》,作品名字就叫《仿沃克·伊文思》。雪莉·乐文复制的是伊文思照片的印刷品:一本伊文思摄影作品的目录。看着雪莉·乐文的《仿沃克·伊文思》,观众们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一个问题:摄影这玩意儿到底是记录还是艺术作品呢?而这个疑问,就是雪莉·乐文“挪用”所创造出来的新意思和新价值。
  由此可见,所有的“挪用”,不管是文化的,流行媒体和艺术的,或纯艺术的,是要观众意识到“借用”和“挪用”这个行为,知道它来自何处,来自何人,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。先有哄骗受众的心,用别人的作品来充自己的灵感,就像用别人的房子充自己的财产,像黄眉老怪变出截流唐僧师徒的西天小雷音寺,这是哪门子的挪用呢?
  还有些人表示,抄袭是最真诚的恭维。不过,被剽窃的艺术家千万别把这话当真。美国人约纳森·贝利本来是个诗人和媒体人,自从他发现自己写了六年的诗歌在网上被大量盗用后,愤而抄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,误打误撞成了版权取证专家。他指出:“抄袭者们选择你的作品不过是因为他们正好能找到,而且正好能用上。抄袭者们之所以抄袭,并不是因为他们勤勤恳垦地找遍所有资源后,认为你的作品最好最值得拥有。他们要的只是一条走得通的捷径。就算那是一种恭维,难道你需要一个抄袭者的恭维吗?他们不管怎么说都是骗子,他们的恭维和奉承从本质上来说毫无意义。”
  (记者 张朋 整理)

责任编辑:jrycc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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